所谓诗性思维,是人类儿童时期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它不分主客体,通过想象力,将客观世界融入到主观情感中,从而进入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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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留下的名言。


  乍一看,它代表着深深的歉意,因自觉罪恶深重,以至不能言诗。直到读罢《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方知此言还有更深的含义——它是对近代以来人类思想的深刻反省,即:诗性思维是危险的,它可能将我们带入集体灾难中。


  诗性思维很像宗教但它不是


  所谓诗性思维,是人类儿童时期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它不分主客体,通过想象力,将客观世界融入到主观情感中,从而进入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


  诗性思维帮助人们学会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以化解现实带来的累累伤痕。毕竟,把传宗接代说成是爱情,把子女反哺说成是责任,把重复性劳动说成是敬业等等,总是更容易接受一些。在漫长的历史中,诗性思维一直受尊重,可直到现代社会,它才突然变得夸张,一跃成为终极的解决方案,并由此派生出浪漫主义运动。


  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它的本质是世俗的,以发展的名义,一切神圣法则皆被推翻。人类传承千年的谦卑、虔诚、审慎、克制之类,一夜间都成了“负能量”,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罪魁祸首。


  从熟人社会中脱嵌,并重新嵌入一个陌生人社会中,这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人人被迫与既往文化相割裂,曾有的历史连续性突然中断了,凭借传统智慧,已难理解当下的一切。


  确实,现代化带给人类更富足、更舒适的生活,但它背后隐含着两重暴力:


  首先,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只靠商品经济累积,人类不足以走进现代社会,必须用暴力先变革社会秩序,使资本居于统治地位,方能实现现代化,这以剥夺人的自由为前提。


  其次,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剥夺,还意味着资本将每个人格式化为消费者,供其长期奴役。在更高消费的牵引下,人们被套牢在格子间中。


  两重暴力带来深重的苦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该如何超脱这个困境?


  信仰显然已不足够,因信仰以虚构为基础,难通过实证的考验;历史也难再安慰我们,毕竟现代化是历史的变态,积累深厚反而是负担。于是,人们将目光投向诗性思维,希望用美来支撑善。


  诗性思维很像信仰,无法实证,却能被直观地体会到。沉浸在“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中,我们会觉得永恒是存在的,虔诚、尊重仍有价值,这给了我们直面人生的勇气,所以蔡元培先生也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然而,诗性思维真能替代宗教吗?这显然是一种无路可走后的想当然,是建构出来的合理性。


  事实是,诗性思维有其巨大弱点,它以感觉为基础,常常将相似误为相等,缺乏自反的能力。此外,诗追求新意与反叛,它天然要突破现实羁绊,因而它常常是反道德的。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人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


  一场《春之祭》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


  1913年,现代派芭蕾舞剧《春之祭》在巴黎首演,几乎引发一场暴动,反对者痛斥它丑陋、下流,支持者则认为它是创新、突破,双方态度同样激烈,不惜一战,俨然是新与旧的对决。


  《春之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因当时法国正在深深焦虑中,经济陷入困境,人口增长乏力(到一战前,降到德国的1/2),两极分化严重。繁华的巴黎被贫民窟包围,政府勉强建了几个新区,大部分房子却不通自来水。贫困让人们彼此仇视,故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皆引发了大屠杀,这使巴黎成为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


  缺乏捏合众意的基础,法国争霸欧洲已无望,面对英、德压力,只好求助俄罗斯,连带将“俄罗斯道路”加以神话。法国人开始追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俄罗斯芭蕾舞。


  《春之祭》的成功带有偶然性,相关创作者佳吉列夫、尼金斯基均为边缘人。佳吉列夫是贵族,爱好绘画与舞蹈,但画家们认为他是二流画家和一流舞蹈家,而舞蹈家们则认为他是二流舞蹈家和一流画家,他自称为“十足的假内行”。他与尼金斯基即将破裂的断背情造就了《春之祭》,仅为表达对现实的背叛。果然,舞剧上演前,二人亦分道扬镳。


  法国观众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了《春之祭》,他们居然从中看出“生命冲动”。因为不愿意接受客观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法国是失败者),所以他们觉得还有一种精神在彰显着法国的伟大。


  《春之祭》在德国反响一般,但德国正上演着自己的“春之祭”。此前德国长期分裂(19世纪时,尚有400多个小公国),在俾斯麦的武力下,1871年勉强统一。此后德国飞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军事第一大国,城市人口也从占总人口的1/3迅速增长为2/3,由此引发种种社会问题。


  让德国痛苦的是,它没有辉煌而悠久的历史作为黏合剂,且德国崛起时,地球上的殖民地已分配殆尽,德国只能被动接受英法强加的结果。所以德国人不相信历史,只相信创新。这使他们与现代主义艺术达成了某种默契。现实是,必须借助诗性思维,德国人才能找到并确认自己。


  相比之下,英国最可能逃出《春之祭》的笼罩,英国社会主张渐进,他们更相信历史智慧,而非诗性思维。然而,随着一战推进,大批英国人战死疆场,英国历史经验也变得无力解释现实,于是,英国人也开始充满诗意地高呼:我们参战,是为了扞卫我们的价值观。


  一战是场奇怪的战争,德国没有提出领土要求,法国人则认为这是“最后一战”,英国是为了拯救“可怜的比利时”。人们在模糊的激情中,付出1000多万人的生命,可回看历史,却发现悲剧无法避免。


  德国宣战前,情绪激动的人民包围了皇宫,他们坚决认为这是一场“被强加的战争”,必须强硬回应,任何胆敢提出质疑的人都可能被当场殴毙,过分女性化的德皇威廉二世一直在扮演男子汉,此时他哪有勇气说不?


  与德国人的群情激奋相同,战争消息传来,巴黎、伦敦也陷入一片狂欢。在现代化笼罩下,生活太平庸了,人活得太不像历史课本中的那些英雄,而这样的人生值得经历吗?在诗性思维指引下,人们似乎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一切终将统一,不同只在于由谁来统一而已。既然大决战早晚会来,则晚痛不如早痛。


  为了“扞卫价值观”,人们举起了枪。


  美好的,也是残忍的


  德国人说的价值观,指的是正义和自由,他们认为只有德国文明才能拯救全人类;而英国人、法国人说的价值观,指的也是正义和自由,他们也认为,只有他们的文明才能拯救全人类。既然如此,德国人为什么不试图去理解英国人和法国人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方天天在高喊正义与自由,可实践却不如意,这恰好证明他们是虚伪的——在诗性思维中,不作为即背叛,惩罚背叛者,即为最大的正义。


  从利益之争,到路径之争,最终升格为生存之争,最终,人们只好用鲜血来冲刷思想的偏差。即使在战场上,诗性思维依然高扬,士兵们组成方阵,冲向机关枪,他们用死亡践行了英雄主义。一场攻坚战便吞噬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当尸体垒成的战壕发出熏天的臭气时,一代人开始觉醒,他们在追问:我们为什么要彼此仇杀?我们赢得了什么?


  然而,战争也催生了新的诗性思维。二流艺术家希特勒一度生计艰难,却在军队中找到了尊重与承认,那份自豪让他无法自拔,这为二战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希特勒并不孤立,有太多德国人主动投到纳粹的旗下,他们并不都是被胁迫的,而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帮凶。柏林陷落时,希特勒坚持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演出——他与情人爱娃正式结婚,并双双自杀。


  诗是美好的,却又是残忍的。因为诗是个体的抗争,不能上升为公共准则,好社会需要妥协、理性与保守,而这恰恰是诗性思维最拒绝的东西。在诗歌世界中,人可以打碎旧有的一切,可以将理想极端化、纯粹化,可在现实世界中,这却注定是此路不通。可问题在于,当一个社会处在转型期中,有多少人能真正逃出诗性思维的掌控呢?又有多少人能超脱于《春之祭》式的壮怀激烈?


  显然,本书并不是对文青们的冒犯,也不是在说现代派艺术是造就现代性苦难的罪魁祸首,作者在努力梳理现代化进程中集体心理的微妙变迁,而现代艺术恰好为考察它提供了依据。通过这本严谨、透彻的巨着,作者试图告诉读者们:走向未来要靠理性与经验,而非几个大词、几段抒情和几次表演,一个社会一旦被诗性思维所绑架,则祸将不远。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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