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为投身写作,抛家弃子。75年后,作家Lara Feigel重新审视了这位女作家身上的矛盾,同时探讨了自己该如何在做一个好妈妈和追求自由这两者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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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Asako Masunouchi / The Guardian


  每当别人听说我(指本文作者Lara Feigel,伦敦国王学院学者、作家、评论家)要写一本关于多丽丝·莱辛和自由的书时,他们的反应都大同小异。“她不是那个抛下小孩不管的人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无论她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追求自由,都不值得为其付出如此之高的代价:她不再是一个具有伟大母性的女人了,她变成了一个怪物。当我说到,莱辛与我在某些方面颇有共通之处,我将以这些相同点做引子、把整本书写成回忆录的形式时,人们的反应就更激烈了。而当我替她澄清,强调她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说明她就是一个毫无母性的冷血动物时,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冷血动物”的大帽子仿佛不由自主地也扣到了我自己的头上。


  这些问题实在太过令人头疼,因此我决定写下这本回忆录,在书中以我个人的视角,探索莱辛为了追求社会自由、性自由、政治自由和心理自由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书的开头写到了数年前的一个夏天,那个夏天我收到了好多封婚礼请柬,穿梭应酬于各个婚礼现场的间隙,我时而忙里偷闲,品读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这本书是她1962年的作品,她在书中塑造了一个准备牺牲幸福、换取身心解放的“自由女性”形象,并探索了这个角色在经历了各种困难后所发生的心理变化。


  “我只对提升自己有兴趣,”安娜·伍尔夫(《金色笔记》的主人公)在小说中宣称,“我只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越充实越好。”那个夏天,我不禁为我们这一代感到担忧,因为大家似乎已经不再拥有伍尔夫和莱辛的那种对生活的热情。在我参加的婚礼上,一对新人喜结连理,往后他们会生下几个可爱的孩子,然后幸福地白头到老,这仿佛成了人们心中早已默认之事。婚礼之后,这对新人也就跟过去的生活彻底挥手告别了。成家后,工作变成了一种赚钱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给家人提供更美好的生活,而夫妻之间的爱意也仅剩下每通电话末尾的那句“爱你”。我一向不爱参加婚礼,原因之一就是,我会在脑海中预见他们不久后变得死气沉沉的生活,这令我感到格外禁锢和压抑,我不愿过这样的生活,因此,我急需充实自己的生活,为此我不惜任何代价。


  莱辛在追求全新、自由的生活的过程中固而失去了很多,但也收获颇丰。在探索她的人生的同时,我也回顾了自己在婚姻和母子关系中的经历。我认为,家庭生活与母爱延伸出的羁绊虽让人感到禁锢,却也能带来温暖和快乐,在这一点上,我与莱辛的态度不谋而合。儿子6个月后——他现在已经6岁了——我会定期让我丈夫独自照料他,好让我去别的地方进行创作。有人因此批评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但我每次远行最多也不过一周罢了。若是把这一切的时代背景置换到20世纪40年代的南罗德西亚(津巴布韦旧称,多丽丝·莱辛早年生活于此),一切就会变得大不一样。在那个时代,为人妻者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早上和傍晚为丈夫准备好咖啡饮料——之外,便再无其他寄托。莱辛的生活就是如此,年轻时的她终日忧虑重重,担心可能永远无法真正做自己,无法过上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于是,明智的莱辛在23岁时离开了3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在离家仅有几条街的地方开启了新生活。她加入英国了共产党,并深信自己能为两个孩子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她渴望创作,但她早已发现,若是一直跟古板的丈夫一起生活,她的梦想一辈子都不可能实现。


  十年后,莱辛发表了作品《良缘》(A Proper Marriage),书中有一段主人公玛莎与女儿道别的情节:她把女孩抱到腿上,她心里清楚,自己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做了,她感觉这个三岁大的小人儿似乎是全世界唯一懂得她的人。过了几秒,她把这个“精力充沛、活泼可爱的小东西”紧紧抱在怀里,轻轻在她耳畔低语:“你会得到自由的,卡若琳,我会来帮你解除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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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莱辛和儿子彼得 图片来源:Courtesy of The Lessing Estate/UEA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书中玛莎的那番话看起来一点儿也说不通。但玛莎离开之前那令人心酸的片段很好地诠释了她深沉的母爱。玛莎本想在孩子出生之后就马上离家开始新生活,她厌恶那条把自己和女儿联系起来的“隐形脐带”,她担心自己“一无是处,连女人最基础的价值——做一个合格的母亲——都无法实现”。


  但她后来接受了现实。“给这个小婴儿洗澡真是件幸福的事,”她说,“看她穿上小裙子多漂亮,她那粉红的小脚丫坚定地踏在地上,努力保持平衡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孩子慢慢长大,二人之间的互动也多了起来,她对这小家伙的爱一天比一天多,内心却因自己无法控制的母爱而感到愈加痛苦。在一次愉快的“食物大战”后,玛莎感觉“孩子已经占据了她心底最火热、最柔软的一部分”,“自己本不该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


  “我爱她吗?”玛莎问自己,她的内心时常这样充满矛盾。当她询问自己、深入分析自己的母爱时,爱意便消失了,心中只剩下作为母亲的责任。但过了一会儿,她看到卡若琳转向她,露出“暖意融融、充满信任的微笑”时,玛莎的心便又“彻底融化了”。虽然许多时候,爱容易转变成过度的保护欲,这样的保护欲可能会让卡若琳不舒服,甚至日后因此厌恶自己的妈妈,“但卡若琳和玛莎互相厌烦、互相憎恶的说法,的确是无稽之谈”。


  玛莎的这种心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母性的矛盾”。莱辛离开自己的孩子没多久,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Donald Winnicott)就在其1947年发表的论文《反移情中的恨》(Hat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中提到:“然而,母亲从一开始就是恨她的孩子的。”孩子对母亲为自己所作出的牺牲一无所知——“尤其是他们无法体谅她的恨意”,这让母亲很是恼火。她的恨意与她毫无保留的母爱是一体的,这种恨意仿佛是在考验母亲,看她是否足够爱她的孩子。她必须把恨意压在心底,好让自己不做出什么对孩子不利的事情来,母亲之所以能够忍受,正是出自她对孩子深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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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威尼康特。图片来源:alchetron.com


  在20世纪40年代,威尼康特对亲子关系的这一观点可谓独树一帜。虽然莱辛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好妈妈的责任而感到无比自责,但其实早在之前,这种“母性的矛盾”已经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了。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就时常感受到这种矛盾:她在众人眼中是一位温柔的好妈妈,但她也会在孩子都上床睡觉之后感到松一口气,她也需要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时她用不着顾忌任何人,她可以独处,可以处于自然状态。这正是现在她常常感到需要的——思考;哦,甚至连思考也不要。只要静默;独自一人”(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在D·H·劳伦斯的作品《儿子与情人》中,莫雷尔夫人是一位深爱儿子、同时也对儿子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前,她忧心忡忡,视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为“洪水猛兽”。孩子刚出生时,她连孩子对她的凝视都受不了——“那就像给我的心上加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这本书还有一个片段可能有意无意也对莱辛产生了影响:莫雷尔夫人有时候心烦意乱,感觉“连接自己和孩子那副小小身体的脐带好像还没断开似的”。她感觉到自己其实本能地、热切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她当即决定,自己以后要对孩子倾注所有的爱,以弥补当初自己对他的排斥与嫌弃。


  一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母性的矛盾”理论才被大众所接受。“在我所经历的所有痛苦中,最难受的当数我的孩子带给我的,”美国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中写道:“这是母性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苦涩的怨恨、神经的紧绷与喜悦、满足、温情等情绪不断交替,周而复始……我爱他们,但我的爱越深,我的痛苦就越深。”


  里奇在她的作品中完美诠释了这种喜悦与痛苦、满足与沮丧交织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是“父系社会”的产物,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女性在所谓的标准下被分门别类,她们被分为好女人与坏女人、能生育的和不能生育的等等,当了母亲的女人所受到的要求和期望更是高得可怕。我认为这一点解释起来很简单——莫雷尔夫人和玛莎感受到的那条“隐形脐带”,并不仅仅是某个时代的产物。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人们对母亲和父亲的要求、标准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抛妻弃子的父亲——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英国画家)、约翰·罗德克(John Rodker,英国现代诗人及出版商)和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英国画家)——并没有被视为洪水猛兽,亦或是成为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原型,他们自己也没表现得多么自责。


  在《良缘》出版发行六年后,约翰·厄普代克于1960年出版了小说《兔子,快跑》,书中描写了一个抛妻弃子的父亲,这与上文提到的诸多情节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离家后,这位父亲却没有因为扔下小孩不管而受到那么多的指责。他偶尔会想念“孩子和他刺耳的需求”,但总的来说,他对自己现在“感受到了自由,感到四周都充满了清新的空气”这一点更加满足。他的这种行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但由于书中对其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大灾难花费了更多笔墨,所以他在父亲责任上的缺失并不是全书的描写重点。他为了追求自我,抛弃了自己作为社会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抛弃了自己的家庭,从而最后整个人变得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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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厄普代克。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性不必再遮遮掩掩,大可公开地谈论这种矛盾心理了。“母性当中唯一出于本能、源远流长的大概只有这种矛盾心理了,”简·拉泽尔(Jane Lazarre)在她1976年的作品《母亲结》(The Mother Knot)中写道。莱辛若是被主张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者视作榜样,那么其中肯定有一点是因为,她敢于把自己作为母亲的矛盾心理表述出来。以性别平等的角度来看,在当今社会,女性和男性都应该与自己的孩子建立起良性的亲子关系,不应再有“脐带似乎还没剪断”这样的烦恼。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由此产生的矛盾心理则必须摆上台面讨论了。


  我在翻阅21世纪的材料时发现,在当今时代,人们对这种“母性矛盾”的讨论和认知度竟比40年前更低了,这让我很苦恼。2001年,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出版了《一生的工作》(A Life's Work)一书,里面描述了她本人在刚当妈妈时的心神不宁的矛盾心理。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中,读者既能看到作者对孩子的爱,也能看到这份爱背后的恐惧心理。在初为人母的探索过程中,卡斯克感觉自己“既是一个孩子,又是一个母亲”,“既变得更加善良,又变得更加可怕了”——她之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她写道,在分娩过程中,女人对生命之意义的理解,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个生命在她的体内生长,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会以她为主导。当她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她了;而当孩子们离开她的时候,她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她了;因此,看着孩子离去就跟迎接孩子的新生一样困难。”


  卡斯克文字中所表达的情绪比莱辛和里奇的要平和得多。但在她的书出版之后,她还是受到了媒体的中伤和贬低。为什么会这样呢?一部分是因为,由于人们观念的改变,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在英国育儿交流社区论坛Mumsnet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如今都认为,孩子的需求应该摆在第一位,父母位列其次。另一个原因是当今社会男性角色的转变。当代男性在家庭中时而会肩负起换尿布、喂奶粉等照顾孩子的责任,人们由此认为女性不应再被“母性矛盾”的情绪所困扰。我们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所谓的平等分担家务的情况下,若是再抱怨自己的小情绪,的确会显得“无理取闹”。


  除此之外,现如今,我们有了试管婴儿技术,许多女性即使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花费不菲的金钱也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这种现象的出现一般是因为,与莱辛的时代相比,现代女性的生育年龄普遍推迟了。对于这些母亲来说,从她们的立场出发,她们很难再去抱怨自己的矛盾情绪,在他人眼中,她们除了感谢生命的奇迹之外,其他什么情绪都不该有。卡斯克在回顾一本与试管婴儿有关的回忆录时,就曾控诉过,那些被诊断不孕的女性都认为“母性的矛盾已然成了一种奇异的奢侈”,这意味着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把当代社会好不容易有所提高的母亲地位又拉下去了”。


  我也是这些母亲中的一员。我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女儿,在怀上她之前,我曾经用了三年时间尝试受孕,最后是通过试管受精技术成功的。她出生后,我时常一边照顾她,一边写稿。她是个很爱笑很好带的宝宝,而我是个很开心很随和的妈。有了她的陪伴,我的每个早晨都变得很幸福,妈妈、宝宝、书本、电脑与床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得不能再和谐的画面。但每当“母性矛盾”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她甜甜的笑容却成了我写作的最大阻碍。我巴不得她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这样我就能问问保育员,看能不能现在就把她送到幼儿园去。要知道,单单是为了喂她,我的写作就已经中断好几次了。我认为,偶尔几次把母乳喂养换成喝奶粉也无伤大雅,但显然她与我意见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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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卡斯克。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这一切实在是太荒谬了,但又是确实存在的。现在的我正处于莱辛和卡斯克笔下所描述的“初为人母”的阶段,我为这个生命的奇迹心存感激,那种矛盾的心理实际上已经极少出现了。我知道,初为人母的阶段其实很短,转瞬即逝,因此我在半夜起来哺乳时不再抱怨。我知道,自己六个月之后就要结束产假、回去工作,因此我格外享受这段清闲的时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那种矛盾心理捧到了“奇异的奢侈”的高度。我知道这个阶段很快会结束,我也知道这几个月来的各种亲密接触给我带来的快乐,很快就会一去不复返,这个小婴儿很快会开始学走路、学说话,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到时我也许会厌烦,会再一次萌生追求自由的想法。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几个小时里,她不在我身边,我告诉自己,所谓“母性的矛盾”不过是快乐、爱、厌烦和愤怒的结合体,而且承认自己的确有这种心态,并不代表承认自己不会爱。


  当我开始阅读和写作有关莱辛和母性的文章时,我发现自己需要在离开儿子去远行的那段时间里完全享受自我,享受独处的时光。每次我都会以截稿日期快到了为由,去外面进行几天的创作,但这个理由其实禁不起推敲。许多女人都能在照料孩子的间隙完成写作任务。但我认为,这几次远行还具有存在主义上的意义,我相信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只有在那些日子里,我才能找回那个以前的自己,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写作的灵感才会源源不断。为了达到这种创作状态,我的孩子得离开我的视线范围,让我不要想起他而分心。


  近日,杰夫·代尔(Geoff Dyer,英国作家)表示,那些宣称自己必须牺牲家庭才能实现更好的创作的作家是不对的,他说:“写作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跟其他工作没什么区别,只是为了赚钱罢了。”他的话有几分道理,但他忽略了几个重要因素:一是作家在创作时有时的确是需要“唯我独尊”的,二是存在对婚姻不忠的作家;在跟你爱的人互动交流时,你会发现自己总是从外部观察他们和自己。有的作家,比如说莱辛,她之前的人生死气沉沉,感觉自己失去了作家最基本的观察的能力。


  从怀孕开始,一直到近几个月,我感受到了初为人母的喜悦,也一直在思考莱辛的所作所为,并想办法对其作出评价。她所做的一切并不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尽管她自己已经承认,虽然她有时候能短暂地抛下烦恼,但她的后半生都会在愧疚中度过,这是她付出的代价。《良缘》中的情节让我们感受到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复杂情绪,甚至比她在自传中描述得还要丰富得多。


  卡斯克的回忆录出版几年之后,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在她2006年的小说《失踪的女儿》(The Lost Daughter)中,震撼地描写了一位母亲抛弃女儿的场景,这部作品并没有因为其抛家弃子的残忍情节而受到过多苛责,大概是因为小说中没有平白叙述“母性矛盾”的含义,而是把它通过富有张力的情节直接表现了出来。书中,勒达是一个没有感受过母爱的女人,她在自己的两个女儿还很小时就抛弃了她们。后来,她人到中年,在海滩偶遇了一位名叫妮娜的年轻母亲,她向其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你为了活命,只能远远逃离。”她太爱她的两个女儿了,以至于她认为“对她们的爱会让我变得不像我自己”。但她当时抛弃女儿之举其实只是一时糊涂。没过多久,她回到原地,意识到自己没了她们反而变得“更加没用和绝望了”。现在,她偷走了妮娜女儿的布娃娃,这个布娃娃代表着她心中的一个梦,在梦中,她自己、她的妈妈、她的女儿和那个布娃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心中百感交集:既有儿时担心自己被抛弃的情绪,又害怕自己会再次抛弃女儿。“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母亲。”她说。这句话若是写在回忆录中,倒是可能拥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而她却一无所知。


  想到莱辛,我发现“自由”这个词的分量变得越来越轻,尤其是在谈论母性的时候。实际上,莱辛在相夫教子时所拥有的自由,与后来自己生活时拥有的自由一样多;她在离开他们的时候受到的约束,与后来有了第三个孩子之后受到的约束一样多。我还发现,莱辛、费兰特和卡斯克三人反抗的不只是家庭生活,还有所谓的母性。她们反抗的,是在文化中被高估的那种家庭成员间并不亲密的家庭模式,无论是在莱辛生活的20世纪中叶,还是在费兰特和卡斯克生活的21世纪,都是如此。也许她们面临的窘境,与厄普代克在《兔子,快跑》中描写的内容大同小异。当然,莱辛的第三个孩子自幼便由她独自抚养,这大概也算是她反抗中产阶级传统家庭模式的一部分吧。


  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莱辛把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心理变化都详细地写了出来。在阅读上个世纪的文学作品时,我一直牢记,莱辛和我们一样,都会带有一个时代的历史片面性,每一代人都会如此。所以,至于莱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母亲,我们不便随意评判。重点是,她作为一名作家是成功的,她成功地描写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压抑和解放的两段亲子关系。她的作品让她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同时也让她伤痕累累。而只有在写作中,她才找到了真正的自由。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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