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西川在其著述《唐诗的读法》中,写到李白:“安史之乱前,唐朝宫廷的诗歌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而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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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十二时辰》该剧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唐朝上元节前夕,长安城陷入危局,长安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李必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全剧所有歌曲的作词人皆为诗仙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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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西川在其著述《唐诗的读法》中,写到李白:“安史之乱前,唐朝宫廷的诗歌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而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唐长安的主流诗歌趣味和宫廷诗歌趣味肯定对李白有芥蒂”。


唐人的写作现场。诗人之间的关系


文 | 西川


  安史之乱前,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个薄薄的剧本,名为《望乡诗——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作者为日本人依田义贤,译者的名字忘记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国门也刚打开不久,中日友好是一个新鲜话题。借这一契机,日本遣唐留学生、后来成为唐朝高官的阿倍仲麻吕,在去世近一千二百年后忽然起死回生。我当时不是在上初三就是在上高一,在书店里买到这本《望乡诗》,同时也记住了李白一首不太有名的诗《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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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前面已经提到,“晁衡”是阿倍仲麻吕入唐后所取汉人名字。他在开元五年(717)十九岁时到达长安,入国子监学习,后来进士及第,到肃宗朝官至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七十二岁逝于长安,被代宗皇帝追赠从二品潞州大都督。在长安,仲麻吕与王维、储光羲、李白、赵晔等都有交往。天宝十一年末(752),已入唐三十七年的仲麻吕获准随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玄宗皇帝特任命他为唐朝赴日本使节。诗人们则写诗为他送别。仲麻吕答以《衔命还国作》一诗,诗写得一般: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不料翌年传来阿倍仲麻吕遇海难的消息,李白遂写下《哭晁卿衡》诗。但仲麻吕在经历了海上风暴、沉船、安南海盗、同伴几乎全部遇难的情况下,居然幸存下来,于天宝十四年(755)6月,辗转回到长安。然而不待他喘息平定,11月安禄山反,玄宗幸蜀,仲麻吕随驾。这也就是说,他亲历了马嵬坡六军不发、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历史时刻。肃宗至德二年(757)仲麻吕随驾玄宗归返长安时年已六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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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图


  《望乡诗》本是阿倍仲麻吕海难后归返长安时读到李白《哭晁卿衡》后写下的一首诗的题目。依田义贤以之作为剧本的名字。依田义贤设计了一个长安诗人们为阿倍仲麻吕送别的聚会场景,长安城里的名流们都到场了。王维和李白都在,而且你一言我一语。很美好。不过,这却是虚构的。作者大概并不了解,在长安,李白和王维的关系相当微妙。现在我们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网页,会不时发现这个明星“手撕”那个明星,李白和王维虽不曾手撕过对方,但翻开他们的诗集,我们找不到这二人交集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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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倍仲麻吕


  不错,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既是王维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不错,孟浩然与王维、李白两人都有交往;不错,王维和李白都想赢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这种竞争真是很大的麻烦),但王、李之间似乎没有往来。


  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安史之乱前,唐朝宫廷的诗歌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而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就像17世纪受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响,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不接受“野蛮的”莎士比亚一样,大唐长安的主流诗歌趣味和宫廷诗歌趣味肯定对李白有芥蒂;这时的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两个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厌烦,瞧不上。


  所以李白虽然得意,在贺知章的推举和玉真公主的引荐下见到了皇帝和杨贵妃,可是他自己在诗里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笑。”另外,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结尾处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定有所指向。那么他指向的是谁呢?不会是王维吧!或者还包括高力士!


  李白在长安的日子不见得好过。其时与之密切来往的人,可能除了贺知章,再就是几个同样是外来人、同样想在长安谋发展的青年诗人,还有书法家和诗人张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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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以诗人贺知章为原型的人物何执正


  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李白的性格、才华成色和精神结构跟王维很不一样。


  首先他们的信仰就有巨大差异。王维信佛教,其母亲追随北宗禅神秀。而李白虽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响。陈寅恪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因此李白写“日月照耀金银台”,全是海市蜃楼的景观。他的想象力、思维方式,跟王维没法分享。


  第二,李白这个人早年好任侠,喜纵横术,据说曾经“手刃数人”。他在诗里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看来他关心杀人这件事,但也没听说他为“手刃数人”吃过官司。要么是他跑得快,逃离了现场;要么是他做生意的父亲李客有钱,摆平了官司;要么他是吹牛皮——他喜欢吹。


  李白后来在长安飞扬跋扈,喝起酒来一定是吆五喝六,这样的人别说王维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


  第三,李白的诗歌充满音乐性,宛如语言的激流,这语言激流有时喷射成无意义言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太迷人了。而王维是千古韵士,兰心蕙质,涵泳大雅。其早期诗歌亦有英豪之气,边塞诗也写得好。他认出了陶渊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记》改写成了游仙诗《桃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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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画像


  对美术史感兴趣的人一定知道,王维也是大画家。这也就是说王维诗歌中包含了20世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所强调的视觉想象力。可惜做文学史的人不了解王维的绘画,做美术史的人又只关心王维诗中与绘画有关的部分。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载有一首王维的自述诗: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


  不能舍馀习,偶被时人知。


  日本圣福寺藏有一幅相传是王维所画的《辋川图》,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伏生授经图》据传也是王维所作。从这两幅很有可能是后人临仿的图画判断,王维心地精细,很是讲究。黄庭坚谓“王摩诘自作《辋川图》,笔墨可谓造微入妙。”(明毛晋编《山谷题跋》卷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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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王维《辋川图》绢本 藏日本圣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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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 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而我在北京故宫武英殿拜观过李白唯一的存世真迹《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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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上阳台帖》


  黄庭坚也见过李白手稿:“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题跋》卷之二》)


  仅从视觉上我们就能直接感觉到李白、王维截然不同的气质。当时拜观诗仙书迹,目惊心跳,直如登岱岳,眺东海,太伟大了!一股子莽荡苍郁之气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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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


  诗人与绘画或者更广范围的视觉艺术的关系(暂不提诗人与音乐、舞蹈等其他门类艺术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很多诗人的才华不只限于诗歌写作。


  换句话说,他们的才华,至少识见,常常溢出诗歌的领土,并且受益于这种“溢出”,而仅仅囿居于诗歌领土的诗人们看来其才华只是捉襟见肘的将将够用——这还是往好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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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杜甫


  话既然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顺带提一下杜甫和绘画的关系:杜甫除了在《解闷》组诗中尊王维为“高人”,他在其他诗篇中提到和评论过的同时代的画家有:吴道子、江都王李绪、杨契丹、薛稷、冯邵正、曹霸、韩干、郑虔、韦偃、王宰等。他对于视觉艺术的兴趣之浓不下于19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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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画像


  一旦了解了一个时代诗人们之间的看不惯、较劲、矛盾、过结、冷眼、反目、蔑视、争吵,这个时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铁板一块,就不再是诗选目录里人名的安静排列,这个时代就活转过来,我们也就得以进入古人的当代。


  伟大的人物同处一个时代,这本身令人向往。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和谐。这一点中外皆然:同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就互相瞧不惯;20世纪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之间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还不是“文人相轻”这个词能够简单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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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姝尾达彦所绘唐朝长安西市


  李白在生前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长安诗人


  但文人之间如果不相轻,而是相互推重,相互提携,那么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景就会被染以浓墨重彩。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尽管两人管自己的写作叫“古典主义”)。在唐代,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也是千古佳话。


  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说他俩“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美国20世纪垮掉派诗人、同性恋者金斯伯格据此断定李杜两人有同性恋关系!——过了。


  杜甫写有两首《赠李白》,两首《梦李白》,以及《不见》《冬日怀李白》《春日怀李白》《天末怀李白》等。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描述“李白一斗诗百篇”、“飞扬跋扈为谁雄”,为我们留下李白形象的第一手资料。


  李白横行的才华和他所呈现的宇宙,一定让杜甫吃惊、大开眼界,获得精神的解放,使之看到了语言的可能、诗歌的可能、人的可能。我没见古今任何人谈到过李白对杜甫的影响,只常见抑李扬杜者的偏心。


  中唐元稹可能是较早比较李杜诗风与诗歌成就的人,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状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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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画像


  这大概是后来宋人抑李扬杜的先声。杜甫本人应该不会同意。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他那本有名的《唐诗杂论》中收有一篇名为《杜甫》的专论。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认为杜甫一开始是被“仙人李白”所吸引,后来发现了李白仙人一面的“可笑”。


  闻一多在此是以杜甫为中心讨论问题的。他可能一时忘记了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在杜甫对李白的看法中不可能不包括年龄的差异对杜甫的影响,他看李白一定是以综合的眼光,而不会头脑“清醒”到只仰慕仙人李白而对诗人李白无所感受。


  肃宗乾元元年(758)李白五十八岁踏上流放夜郎之途,杜甫在蜀中闻讯遂写下《不见》一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杜甫与李白的关系不同于李白与王维的关系:李白在当时虽然神话在身,但并不是王维那样的可以左右宫廷趣味的诗歌权威。套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认为莎士比亚不是典型的英语作家、塞万提斯不是典型的西班牙语作家、雨果不是典型的法语作家的说法:李白在生前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长安诗人。


  其实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早就说过类似的话:“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对王维而言,李白是一个挑战者,但杜甫并不是李白的挑战者。他们是同道。所以胡应麟紧接着刚才那句评论李白的话之后又说:“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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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薮》,古代中国诗歌理论著作。明代胡应麟撰诗话,共二十卷,广泛而系统地评论了自周至明的各体中国诗歌。


  杜甫虽未与李白同时居长安,但他像李白一样也是长安诗坛的外来者,所以两人之间会有认同感。


  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杜甫认识李白时自己还不是“诗圣”,安史之乱还没有爆发,杜甫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杜甫。杜甫是横霸古今的大才,他一定知道李白是开拓性的诗人,他自己也是。


  殷璠言李白《蜀道难》“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胡应麟《诗薮》言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有依傍。”我在此斗胆猜测一下:杜甫如果不曾成为李白的朋友,那么杜甫的创造力后来也许会以另一种风格呈现。


  一个强有力的人对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的影响不一定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世间有太多大齐白石生出的小齐白石混吃混喝),而很有可能是,接受影响的一方被面前这个庞然大物推向了另外的方向,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另一个庞然大物。


  而这个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人心里明白,他是以他不同于影响施加者的成就向影响施加者或宇宙开启者致敬。


  李白和杜甫,两颗大星,运行轨道有所交汇,这是世界诗歌星空的奇观,但两个人其实又是不同的。


  闻一多甚至断言:“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可能话说得有点过分:两人的性格虽然不同,但并不一定非要“冲突”。比较起来,杜甫是儒家,其诗歌根源于中原的正统气象,与现实社会紧密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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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其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20-30年代的报章杂志上,后来汇编成册。闻一多先生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诗的结晶。全书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多所卓见。


  如果说李白的想象力方式来自于海水、海市蜃楼,那么杜甫的想象力方式则是来自于土地、土地上万物的生长与凋零。


  前面我们说到,杜甫比李白年龄小约一轮。所以李白可以笑话、戏弄杜甫,而宽仁的、尚未成为杜甫的杜甫也不以为意。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白诗: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因何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第十八、《全唐诗》卷一八五亦载此诗。从这首信口而出的小诗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杜之间关系的融洽,因为只有融洽的关系才能包纳戏谑。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在此也能感受出他们二人写作方式和作品质地的不同:李白诗是音乐性的,而杜甫诗是建筑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华性质并不一样,但两个人的高度是一样的。


  杜甫认出了李白,就像后来的元稹、韩愈认出了杜甫,杜牧、李商隐认出了韩愈。这首小诗不见于李白诗集,有人说这是好事者所为,是伪作,不过这至少是唐代的伪作。欧阳修《诗话》谓“太瘦生”三字“唐人语也”。


  我们借此想象一下李杜的关系,至少中唐或晚唐人对李杜关系的猜想,也是有趣的。考虑到那时信息传递速度的缓慢,以及主流诗歌趣味尚未经过安史之乱的颠覆,所以,尽管杜甫在长安文坛也很活跃,已经写下了一些重要的诗篇,但其名气依然有限,不得入同时代的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


  这也就是说直到安史之乱前,杜甫的重要性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等到他死后三十年他才被接受为顶天立地的人物。


  (本文有删节)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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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2018年10月在西班牙马德里


  西川,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1963年生于江苏,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曾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附属访问教授(2007)、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写作系奥赖恩访问艺术家(2009),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文艺网第五届国际诗歌奖终评评委。


  出版有九部诗集、诗文集,其中包括《深浅》(2006)和《够一梦》(2013),另出版有两部随笔集、两部评著、一部专著、一部诗剧。此外,译有庞德、博尔赫斯、米沃什、盖瑞.施奈德等人的作品。


  曾获蝉奖(2018)、东京诗歌奖(2018)、鲁迅文学奖(2001)、上海《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十年人物大奖(2001-2011)”、腾讯书院文学奖致敬诗人奖(2015)、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等。


  其诗歌和随笔被收入多种选本并被广泛译介,发表于二十多个国家的报刊杂志。纽约新方向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英译《蚊子志:西川诗选》(译者Lucas Klein),该书入围2013年度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并获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2013年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等。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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