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妾成群》发表时,苏童只有25岁,这个作品影视化后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大红灯笼高高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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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书封


  采访者:高丹


  受访者:苏童


  最近,苏童系列作品《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再版。


  创作于三十年前的这些作品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当年作为先锋文学作家之一的苏童正以一种反叛的姿势和当时大行其道的陈腐的写作干戈相向,在写着一些意义不明、但是极具斗争姿态的文字之余,苏童某天一闪念,忽然想写些与中国传统文脉相承接的、丰富而有意义的故事和人物,于是有了《妻妾成群》,有了《米》,这些作品的出现和受欢迎给苏童、乃至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一个启示:在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之余,在塑造抽象的世界与挖掘自我意识以外,文学还是要承担关注人类命运、塑造贴合大众审美的人物形象,并以意义明确的语言娓娓道来的作品。


  这三部作品中,《妻妾成群》与《米》都因为之后被影视化有了更广泛的受众与更多的讨论空间。


  《妻妾成群》发表时,苏童只有25岁,这个作品影视化后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大红灯笼高高挂》。抛开“关注女性悲惨命运”“吃人的旧社会礼教”等冠冕的定义,苏童多次表示希望读者能看到故事中的人物的痛苦与恐惧。苏童提供的具有悲剧意蕴的故事线索在张艺谋以他的美学观念渲染下变得更加直白而宏阔。


  苏童曾谈到《妻妾成群》一个遥远的蓝本就是儿时母亲的一个裁缝女友,这个说着带有上海腔口音苏州话的女裁缝有三个女儿,并在那个时代大剌剌地临街开了一个裁缝铺,苏童也耳闻这位女裁缝是给人家“做小的”,这个事情就在他心里埋了一个种子。


  由此,《妻妾成群》从故事原型,到写作时都是一个委婉的、颇有南方那种秘而不宣的情调的意味。如颂莲是从月亮门里被抬进来,二少奶奶招待她时拿出了苏州的瓜子和绸缎,陈家后花园的“死人井”布满了落叶和紫藤,这口井几次“隐秘地呼唤着”,让颂莲“虚无中听见了某种启迪的声音”极幽暗诡谲,《妻妾成群》中也将情欲与天气联系在一起,写雨天“整个世界都潮湿难耐起来”。


  张艺谋在改编时则用他的审美哲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他以乔家大院作为拍摄地,并通过对称构图、大量的固定长镜头和频繁的俯拍镜头等视觉造型进一步强化了整个影片的秩序感。《妻妾成群》中阴森诡谲变得直白明朗,鼓点一样响彻大宅捶脚声取代了书中幽秘的情欲,张艺谋用很大体量的镜头拍摄书中只是一带而过的红灯笼。虽然张艺谋巧妙地置换了苏童小说中的诸多意象,但仍旧保留了诸如凋零的落叶、雪白的霜、沾血的剪刀、扎针的人偶、刺胸的长簪,以及梅珊扬水袖唱戏、飞浦吹箫、颂莲醉酒等意象与桥段,这些具有东方悲感的画面甚至是超越故事而随着时间更显得凄美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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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米》比《妻妾成群》则更加刚烈残酷。《米》讲述五龙为了填饱肚子来到城市,在米店做伙计,饱受欺凌和漠视,经历了接连不断的阴谋和杀机,他霸占米店,成为小城一霸,从此展开对仇人的报复,引发众人生死沉浮,濒死之际他带着一火车大米,在回乡的路上死去。


  如果说在《妻妾成群》中,苏童尚且没有太多地树立某一个可以贯穿整个故事的典型意象,而在《米》中,米则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五龙刚到城市的时候在咀嚼着米,后来在米店工作,甚至他的性幻想中也是红衣绿裤的女人站满了白米组成的山丘,洁白的米和性事奇妙地组在一起。由《米》改编的电影《大鸿米店》完全撇开小说的轮回结构,把原本一条从农村逃荒到城市终又回归故里的圆形运动轨迹,拦腰一截,砍成了一部按线性叙事建构的关于一个城市恶霸的成长史。


  苏童的笔下,最深层的人性往往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苏童说,虽然自己写的题材多变,但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人性。人性就是一个黑洞,是一种混沌状态,值得他一直去探索。无论时代和作家写作的环境有何变化,“人性”是任何语境下都值得作家们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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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大鸿米店》海报


  《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开辟了一种以历史为底色书写个人命运的叙事方式,深深影响了后来一批年轻写作者。讲述了燮王第五子,被一纸假遗诏推上王位。敏感、残暴、贪玩、幼稚,人君所可能有的缺点,他一应俱全。八年后,端白被兄长驱逐出宫,成为杂耍艺人,成为轰动民间的走索王。一场战乱又使他失去一切,归隐山林。人生在世,注定是场艰辛的旅行,不论帝王还是凡人。


  苏童谈道:“写《我的帝王生涯》确实也是一个青年作家特有的心态。当时就是想以天马行空的姿态让别人吃惊,我要完成一个无拘无束的东西,我想写一个所谓的人生,写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生。小时候苏州评弹里面会说一些故事,比如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触发了我关于真的与假的的考虑。后来生发出去,我写了一个人,上半部分是在宫中,下半部分流落在江湖走索。”


  值苏童《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再版之际,澎湃新闻采访了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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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  视觉中国 图


  【对话苏童】


  记者:这次推出了《妻妾成群》《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三本书的新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苏童:中国作家没有经纪人,我的各种书的版权常年就是混乱的。国外的出版社基本上作家与出版社是一对一的关系,最多也就一对二。我经常是一对十五、一对二十,所以常年处于混乱中。这一次我跟磨铁合作,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把我的书捋一下,希望以后有个干干净净的版权关系。


  这次推出的这三本是出版社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市场的,另外这三本也是我早期的作品,都是1989年到1993年间创作的。


  记者:以前看到一个特别戏谑的评价说:我一直以为苏童是个男的。


  苏童:这个就很高级。我觉得现在恐怕看这个东西就不稀罕了,因为现在太多的作家愿意写女性和女性群像。但在当时,你回头看80年代末就几乎没有男性作家愿意写一群女人,好像女性作家这么写的也不多。很少有这样一个男性作家拉开架势在小说中认认真真刻画女性人物。


  你有时候会看到读者很注重性别差异,但是这个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你自己的想象去填补这一点点差异,这个差异不是什么鸿沟。我小说人物首先是人、是人物,其次才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


  现在成为我们记忆、成为典型的女性角色,比如《红楼梦》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你一说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她是什么性格,是这样已经被典型化的人,这个就是男作家创造的。 再说到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也都是男性作家塑造的。


  所以男性作家创作的任务就包括塑造女性角色,这个本来不成为一个话题的。


  记者:所以你觉得读者认为你是女性作家,是因为你塑造了很多女性角色,但是否也与你的叙事手法有关,比如描写场景极精致细腻和在写作中充斥各种色彩、有诡谲的氛围?


  苏童:这个其实因作品而异。从我的文笔里也看不出什么。比如写《妻妾成群》我就告诉自己要细腻再细腻,细腻不是女作家的独享,在写作这样一个劳动中,你的细腻是必需的。但是在《米》中,我就有意写得野蛮粗犷,那种野蛮性、甚至是黑暗残酷的东西都是因小说而激发的。


  记者:很多男性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写性都显得有些牵强,甚至在小说中过多地植入关于性的桥段也被诟病有恶趣味。所以你怎么看写作中写性?


  苏童:我首先我是持开放的态度,现在大家都承认了《金瓶梅》的伟大,但是如果《金瓶梅》中没有性,它就不是经典。现在大众批评时惯用的女性解放、女权视角等,我个人不太了解,或者是说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视角。


  我觉得如果性在小说当中它是自然的,那么作家的任务也是自然而然地去表达它。但如果你想以性做噱头,哗众取宠,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关于性的内容它并不是一定要写的,但是写了不必大惊小怪,你看它自然就可以。比如一部小说出现了很多性的描写,其实你做读者是有判断的。


  记者:你的作品有多部被影视化,你觉得是什么特质吸引导演们关注到?


  苏童:可能是他们看见了画面,在我小说当中看见了比别人的作品更多的画面,或者是他们看见了画面与画面之间,随着你的文字的延展,有一幅一幅能够粘接起来的、有内在动力的一种趋势,我自己觉得,那么这有可能跟我自己是个影迷有关。


  如果你爱音乐、爱绘画,或者是你看了很多电影,这几门艺术之间就会有渗透。电影语言有可能在潜意识当中,我认为就是小说语言的一种,在我的小说当中有可能某些导演和制片人捕捉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从小说到电影其实改动会很大。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保存下来的就是人物关系,而且基本上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故事的走向也保留下来了,其他的场景什么都变了。因为张艺谋对南方是无感的,他的电影的镜头感,偏好于平的、直的、大的,而对那些弯的、斜的、细小的,他没什么兴趣。看他的镜头可以看出他的美学趣味,恰好他的趣味跟《妻妾成群》这个小说里面完全南方式的趣味不太一样,必然会进行大整改,所以我认为这很正常。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社群圈层化,即大家会聚集在一个一个小的社群中,而社群之间几乎是有次元壁的。包括体现在阅读癖好上,喜欢网文的就对严肃文学无感,而严肃文学圈的理念和伦理也很难渗透到网文那边。甚至都是读网文,男频女频也是泾渭分明。


  苏童:现在的确不是“同仇敌忾”的阅读,但是从我的阅读背景和阅读习惯来看,我不排斥任何东西,我有时候看我的学生的习作,或者参加各种评奖之类的活动,我会看到一些完全跟我没关系的写作,比如有的写宫斗的,写武侠的写科幻,写鬼魂的,我有时候还会拍案叫绝,现在的小孩写得真有才气。


  我比较提倡的一种阅读态度恰好是,阅读这个事情是不分井水与河水的,所有的水都可以通的,就怕是污染,就怕是被污染的水源。


  记者:现在有些热词比如硬核、丧,最初都产生于很小的亚文化圈,然后逐渐向主流文化圈渗透。所以现在有一种从底下往上颠覆的趋势,和你当时的写作语境不再相同,你怎么看?


  苏童:是这样的。现在比如说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我们先不说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是否还有。 这不像美国苏珊·桑塔格和法国的萨特等,因为他们本人是跨界的,也因为跨界,他们的权力很大,他们的权力甚至超过一个知识分子的权利。比如苏珊·桑塔格,当她说什么的时候,美国会有80%的人都知道;萨特也好、波伏娃也好,在法国,今天说了什么,写了一本什么书,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几天之后法国民众都会谈论。


  中国这些年来也在形成各种社会阶层,但是我始终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真正的形成。因而也就看不到一个从人群的金字塔尖往下辐射的压力。所以文化,即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最敏锐的信号,最敏锐的词汇,从上面传递不到下面来,而是由下往上传递。其实这个问题就在于我刚才所说的看不见阶层的力量,即所谓在上面的金字塔尖的力量。


  所以即便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你特别尊敬的人发出一些声音,他们的声音也只是在小圈子里回旋一下就消散了,就这么个现状。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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